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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培安: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创造高质量人口环境

发布时间:2023-05-26 19:57:00 来源:计生协 阅读:3616

各省份已相继披露最新人口主要数据。日前,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召开,对当前我国人口形势作出最新研判,并强调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新一届中财委首次亮相便聚焦人口问题,背后有何深意?如何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在人口负增长背景下,怎样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全社会该做好哪些准备?

近日,十三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常务副会长王培安就前述问题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

王培安表示,人口是经济社会运行的基础变量,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和基本支撑。因此,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自然成为新时期人口发展的主题。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人口结构,客观上都要求我国走人口高质量发展道路。

王培安同时认为,在低生育水平下,我国不能再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必须转向主要依靠劳动力质量驱动经济发展。应加快提升劳动者技能素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人力资本强国。提升优化就业结构、改善公共服务,形成“人脑红利”和“人才红利”。


积极引导人口规模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转变

《21世纪》:在当前时点,会议研究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问题,这是立足怎样的人口发展形势与特征,背后有何深意?

王培安:会议提出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问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中央根据我国发展的新环境、新变化、新条件和新特征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战略判断,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积累到一定发展程度由量变到质变的客观规律。人口是经济社会运行的基础变量。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和基本支撑。因此,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自然成为新时期人口发展的主题。

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少子老龄化”将成为我国人口发展的新常态,将伴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全过程。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年轻一代婚育观念快速转变,“少生、优生、优育”成为社会生育观念主流,“不愿生、不敢生、生不出、生不好”的问题比较突出。

另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十四五”时期,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由2020年的2.64亿人增加到2025年的3.09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由18.4%增加到21.6%。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将由2020年的3511万人增加到2025年的4200万人。

少子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不可逆的人口发展过程,也是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欧盟和日本都面临人口出生率低、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相互交织的局面。目前欧盟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1倍,日本则高居世界第1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1倍。总结发达国家少子老龄化的经验教训,我国少子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客观上也要求走人口高质量的发展道路。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我国是一个14亿的人口大国,分别比发达经济体的人口总和、高收入经济体人口总和以及非洲国家人口总和要多,相当于美国总人口的4.3倍,欧洲总人口的1.9倍,东盟总人口的2.1倍,享有世界上最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超大规模的需求市场。但是,经济发展并不是由人口数量和规模决定,更多受到人口素质和质量的影响。西方七国集团的经济总量是我国的3倍,劳动生产率是我国的7倍多,但15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不到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二分之一,总人口是我国的一半左右。人口众多对经济发展、公共服务、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等造成巨大压力。全球人口超载、资源消耗超量和生态负债是不争的事实,我国亦是如此。因此,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人口结构,客观上都要求我国人口走高质量发展道路。

总之,我们要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主动引领人口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握人口发展的历史主动性,积极引导人口规模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转变,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良好的人口条件。

《21世纪》:会议提出,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对此应当如何理解?又该如何精准施策?

王培安:人才是第一资源,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是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容。素质优良和总量充裕是对我国人力资源建设在规模和质量上的要求,而结构优化和分布合理则是对结构和分布上的要求。

当前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人力资源总量依然庞大。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模型测算,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00年为4453万人,占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5.12%;2020年已超过2.27亿,占比达23.54%;2035年、2050年预计分别达到3.29亿和3.37亿,占比持续提高,预计分别达到36.31%、45.23%。因此,即便面临人口负增长的预期,随着健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提升,我国人力资源总量仍将在2040年前持续增长,到2050年保持稳定。

当前,我国就业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劳动力总量供过于求和结构性短缺并存,以及人口素质与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不匹配。一方面,企业反映招工难,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一直在1.5以上,一线普通工人也面临短缺。另一方面,部分高校毕业生等新成长青年群体存在就业难题,去产能等结构调整中产生的大龄失业人员再就业则更加困难。据调研,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仅北京中关村计算机编程人员的缺口就约10万人。

因此,在低生育水平下,我国不能再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必须转向主要依靠劳动力质量驱动经济发展。加快提升劳动者技能素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人力资本强国。提升优化就业结构、改善公共服务,形成“人脑红利”和“人才红利”。

当前,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需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力培育创新创造型人才。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加强基础研究,打造体系化、高层次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平台,高等院校要充分发挥人才培养主力军作用,主动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厚植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的沃土,全周期、全方位、个性化支持引导人才发展,让资源跟着人才走,让创新型人才支撑各产业发展。

二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技能型应用人才。当前,我国技能人才总量超过2亿人,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宏大、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大国。向人才强国迈进,需要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在生产一线可以第一时间解决现场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通常是精操作、爱钻研、能创新的高素质技能人才,往往创新也都诞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要加强人才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为打通技术堵点、给予高质量发展以技术探索支持提供重要支撑。

第三,要推动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鼓励人才贡献社会的氛围和环境。大力培育创新文化,健全科教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激发创新内生动力;健全技术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服务、支持、激励等体制机制,持续为技术人才松绑减负。全社会共同为创新人才和技术人才脱颖而出、尽展才华创造良好环境,使更多创新人才和技术人才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事业中。

第四,要优化人才资源配置。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科教资源分布不合理、人才流动障碍仍较多等原因,我国人才区域布局仍不均衡,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尚未形成。我国各类人才重点向华北、华东、华南地区集聚,部分中西部省份和东北地区人才外流严重。从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区域布局来看,东部10个省(区、市)院士人数占到全体院士的87%。要制定科学规划,引导人才在区域之间合理布局。加强人才流入地与人才流出地之间的人才规划统筹和协作,引导人才区域合理布局、各得其所。根据各地的比较优势和人才需求,规划建设一批“人才政策特区”和“人才产业园区”,为各类人才在各地提供充分发挥其才能的舞台。

《21世纪》:会议将健康与教育视为提高人口素质的两大抓手。你在前面谈到了教育的支撑作用,那么如何通过卫生事业改革创新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王培安:健康与教育都是人口素质的核心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把人民身体健康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从维护全民健康和实现国家长远发展出发,铺就了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健康之路”。在我看来,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建立健全健康教育体系,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聚焦影响人民健康的重大疾病和主要问题,加快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织牢国家公共卫生防护网,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要重点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全面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健全妇幼健康计划生育服务网络,实施生殖健康促进行动;加强宣传倡导和健康教育,优化婚前孕前保健服务,加大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力度,持续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生育支持政策的效果发挥有待时日

《21世纪》:近年来,国家与地方层面密集出台积极生育支持措施,但低生育水平仍在延续。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为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还有哪些方面亟待发力?

王培安: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先后印发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地方也相应出台了一系列惠及生育的民生政策,包括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税专项附加扣除、积极探索发放生育津贴、育儿补贴、托育机构运营补贴、普遍延长产假、增设陪产假等。应该说,最近几年是我国生育支持措施出台较多的时期,也是人民群众满意度获得感较为明显的时期。

但是,人口发展有其自身规律,是一个慢变量,不可能一蹴而就,生育支持政策的效果发挥有待时日。当然,当前我国生育支持政策也面临碎片化和精准性不足等问题。因此,对于持续的低生育率,我们既要有一定的政策耐心,又要踔厉奋发,抓住当前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宝贵窗口期,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显著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具体而言,需要从六个方面入手。

首先,加大经济支持力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显著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加快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促进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住房困难。住房政策向多子女家庭倾斜。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多渠道增加长租房供应,推进租购权利均等。建立对依法保障职工生育权益用人单位激励机制。向提供母婴护理、托育服务以及相关职业培训、消费品生产的企业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其次,完善托育服务体系。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拓展社区托育服务功能,完善婴幼儿照护设施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福利性托育服务。降低托育机构运营成本。完善土地、住房、财政、金融、人才等政策,鼓励地方对普惠托育机构予以支持。提升托育服务质量。深入开展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创建活动,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依法逐步实行托育从业人员职业资格准入制度。

第三,优化时间支持。优化生育休假制度,从保障职工生育权益和保护生育职工健康权的功能定位出发,体现保护生育和养育过程,如推行弹性工作制等,帮助职工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促进公平就业和职业发展。要结合实际完善假期用工成本合理分担机制,明确相关各方责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障职工假期待遇。

第四,加强代际照料支持。加强对代际照料的政策支持。支持隔代照料、家庭互助等照护模式。将代际照料纳入家庭托育服务点。探索将老人参与婴幼儿照料纳入家政服务,通过助餐券、养老补贴、出行优惠、公园免费等形式给予育儿补贴。建立健全老人参与代际育儿照料的激励、评估和监督机制。

第五,加强文化观念引领。加强宣传引导,倡树积极婚育观念。大力倡扬尊重生育、适龄婚育、优生优育、夫妻共育,破除高价彩礼,弘扬家庭美德,让文明健康的婚育新风更加深入人心。鼓励创作一批形式多样、积极向上的影视文化精品,大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婚俗文艺作品展演展播,讲好新时代美好爱情、幸福婚姻、和谐家庭故事。多在年轻人聚集的社交平台宣传积极婚恋观。推动婚育教育进社区、进单位、进家庭,通过开设婚姻家庭课程、组织婚姻辅导讲座等,加强正面引领和专业指导,积极营造婚育友好社会氛围。

第六,建立健全家庭发展支持政策。将促进家庭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完善促进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大力倡导修身齐家、孝老爱亲、适龄婚育、优生优育、责任共担、代际和谐、家庭和睦的家庭发展理念。研究出台有利于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营造促进家庭发展的文化氛围,促进家庭建设与家庭发展。

《21世纪》:预计“十四五”时期,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我们应当做好哪些准备?

王培安:“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时期,同时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做好养老服务准备的宝贵窗口期。因此,我们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努力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具体而言,重点需要从四个方面做好准备。

一要推动树立积极老龄观。2021年11月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把老有所为同老有所养结合起来,完善就业、志愿服务、社区治理等政策措施,充分发挥低龄老年人作用”。因此,我们要着力推动形成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观念,将人口老龄化的国情要素融入各领域、各行业的政策制定、工作推进中,深入挖掘老龄社会潜能,激发老龄社会活力。一方面要倡导“老有所为”,畅通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的平台和渠道。另一方面倡导“老有所学”,大力发展老年教育。

二要积极促进健康老龄化。要坚持大健康理念,加强老年人健康管理和健康教育,广泛普及老年人健康知识,大力倡导科学的健康观和生活方式;从预防保健、疾病救治、康复护理、医养结合及安宁疗护等多方面进行长期、全面、系统的干预和促进;优化健康环境,将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所有政策。

三要加快健全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加强对老年人常见病、慢性病的医防协同、早诊早治、规范治疗,加强失能照护、老年痴呆防治和心理关爱等工作,制定实施针对老年人行动能力受损、营养不良、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病等早期干预措施,减少老年病的发生率,尽力延缓老年人功能衰退。实施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老年人健康管理项目,努力提高65岁以上老年人健康体检和管理覆盖率。提升老年医疗服务能力,优化老年健康和医疗服务供给,推进医养结合,推动医疗服务向居家、社区延伸,发挥中医药在老年人健康维护、疾病预防和治疗康复中的特殊功效,不断加强对失能失智老人的健康照护服务。

四要大力营造老年友好型社会环境。积极推进老年友好型社区和老年友好型城市建设,普及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建设。大力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加大城市道路、交通设施、公共交通工具等适老化改造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经济困难的失能、残疾、高龄等老年人家庭实施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建设兼顾老年人需求的智能社会,持续开展“智慧助老行动”,加强老年人数字技能教育和培训,提升数字素养,努力解决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

《21世纪》:七普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已达3.76亿,其中省内流动规模远超于跨省流动。这一趋势是否会在未来得以延续?会议提出,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对此应当如何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王培安: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省内流动人口为2.51亿人,过去10年间增长了85.7%;跨省流动人口为1.25亿人,10年间增长了45.37%。可以明显看到,省内流动人口比跨省流动人口增长更活跃。“乡城流动”依然是人口流动的主要驱动力,但“城城流动”人口规模也在显著提升,人户分离也正成为常态。区域内部人口流动增速明显提升,甚至快于跨区域流动。

从七普数据同样可以看出,受人口流动和低生育率的影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特征。一方面,不同区域人口增减呈现出差异,东北常住人口持续负增长,而东部部分沿海省份和中西部部分省份的常住人口依然持续增长;另一方面,不同地区人口负增长的诱因也不尽相同。人口大省广东和山东的常住人口都于2022年出现人口负增长,但是两省常住人口减少的原因明显不同。广东省的人口负增长是人口净流出的因素,而山东省常住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自然减少,而不是人口流出。

区域人口规模、结构和分布及其变动趋势是关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现代化全局的基础性问题,不仅关乎我国重大生产力布局、公共设施建设、财政转移支付,而且与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的精准配置,以及区域发展规划尤其是城市群发展规划等密切相关。因此,要准确判断我国区域人口流动的规模、流向、空间分布等特征与趋势,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从而可以更好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优化人口结构,维护人口安全,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基于当前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在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时要考虑出生人口和老年人口的变动,不仅要提前预判好与出生人口相关的托位和学位(包括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资源的分布,而且要提前预判好与老年人口相关的医养(包括医院、养老院、日间照料中心等)资源的分布。总之,要加强人口监测预测,依据人口变动优化托育、教育和卫生资源配置,依据人口变动优化经济产业体系,依据人口变动优化国土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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